一、变革科目，进士科专试服务现实的策论，取消涵育人文的诗赋。并且设立“新科明法，试律令、《刑统》，大义、断桉，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。”［70］
二、置换教材，确立以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作为基准教材和考试内容；
三、在太学引入竞争淘汰机制，强化考试，奖优罚劣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在太学实施三舍法，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、内舍、上舍。“各执一经，从所讲官受学，月考试其业，优等上之中书。其正、录、学谕，以上舍生为之，经各二员；学行卓异者，主判、直讲复荐之中书，奏除官。”［71］这种办法还扩大至在任官员的铨选，“熙宁四年，遂定铨试之制：凡守选者，岁以二月、八月试断按二，或律令大义五，或议三道，后增试经义。”［72］
尤其值得提到的是，在熙宁科举改革中，王安石特别突出了“一道德”的宗旨，以为：
今人材乏少，且其学术不一，异论纷然，不能一道德故也。
宋神宗亦谓“今谈经者人人殊，何以一道德？卿所著经，其以颁行，使学者归一。”［73］这里所谈的“一道德”，意在建立以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和改革政策为中心的价值体系，确保选拔人才的思想统一，最大限度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，以保障新法执行。以“政治第一”贯穿整个教育制度，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空前而非绝后的措施。
